中华文明有十分优秀的品质,概括地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民本。中国农业社会培育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就是“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植根于重农、尚农的普遍社会心理。农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者“安居乐业”。只有在农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下,社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天下才能太平。反之,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会被逼得“揭竿而起”、“聚啸山林”,再强大的专政手段也难以控制。这类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很早就提出了“知人”、“安民”的观念。老子曾经提出,“圣人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提出要施行“仁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政得其民”,“民为贵,社稷次之”。荀子更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覆舟”。唐太宗李世民在与魏征等人的对话中,就一再强调“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道理和教训。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重民心、顺民意的民本思想成为进步文化人关心民生疾苦的高尚精神支柱。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都是民本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政为民的理念,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民本主义”,但从文化的渊源来说,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赋予了它更高的境界和更新的含义。传统文化中所说的“民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更多地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争取民心,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执政为民,是以共产主义为理想,追求普天下人民的共同幸福,是无私的、全心全意的、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第二,务实。中华文化的主体,无论是诸子百家学说,还是文人雅士的诗文歌赋,乃至作为大众文化的民间信仰和风俗,都与“耕作居于支配”的生产关系紧密相通。

　　在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事耕作的节奏早已与社会生活的节奏相重合。汉族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都是由农事节气演化而成,而不像其他许多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习尚的根深蒂固、传播久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上古经典《周易》有言,“不耕获,未富也”。中国“礼”文化的创导者周公旦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认为统治者要求得到社会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体谅农人的艰辛。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在阐明发展农业是成就霸业的基础时说,“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各地,以刻石方式表明自己的治国方略,琅琊刻石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认为崇尚农业(上农)是富民的根本。汉文帝刘恒、昭帝刘弗陵曾先后昭示天下,“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天下以农桑为本”。

　　“重农”不仅是统治者的政策需要,更是一般民众的普遍心理,“乐天安土”、“耕读传家”是中国人的普遍文化心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培育了中华民族群体心理的务实品格。人们在农事劳作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说空话无益于事,实心做必有所获。“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华民族的一贯精神。脚踏实地,讲究实际;重于实践,务求实效;说实话,办实事,实实在在,中华民族的语言中唯实的词句不可胜数,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中华大地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务实品格。

　　中国人的务实品格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宗教的态度。自周秦以后的两千余年间,虽有种种土生的或外来的宗教流传,但中华民族从未陷入全民性的宗教迷狂。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神异的、出世的思想。力求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潮,是儒学而不是宗教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庸。农耕社会的人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滋生出了恒久意识,认为世界万物都是静定、守常、永恒的。希望统治秩序稳定守常,希望家庭香火旺盛,对爱情也是希望“地久天长”,包括对器物的追求也要经久耐用,都是这种意识的表现。

　　伴随这种恒定守常的思想意识,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中庸”的文化观念。孔子把“中庸”作为最高的美德大力推崇。孔子以后,儒家不但继承了孔子的“中庸”观,而且大力发展,不仅作为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且把它作为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

　　“中庸”就是执中。为人处事,不偏于极端,追求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和”之道。

　　尚调和,主中庸,少走极端,企求安居一方、稳定平和,是一种顺从自然规律的精神。集中到政治家、思想家那里,中庸之道就成为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策略。施之于政治,就是制豪强,抑兼并,平均田产,公正权利;施之于文化,就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讲究异中求同,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施之于风俗,就是不偏颇,不怨尤,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与中庸之道密切相关,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不是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推崇诚信,鄙弃口辨,“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就体现了这一意向。人们往往把能言善辩贬称为“巧舌如簧”、狡诈之徒,而把实心做事、谨言慎行称之为忠厚实在、正人君子。

　　第四,守和。与“中庸”相联系的就是和平大同的思想,这也是中华文化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农业文明生发出来的重要国民精神就是安土乐业、和平大同。以农耕为主的民族采用的主要是劳动力与大自然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所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社会。固守家园,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是农业劳动者获得生产资料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先民所追求的,就是在故土田园从事周而复始、自产自销的农耕经济所必须的安宁与稳定。所谓“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正是农业社会人民的共同理想。

　　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自卫型的。中国的传统礼教,其精义之一,便在于“防”。“坊民之所不足”,“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态表现在军事上,便是以防御战略为主。综观中国历史,和平自守一直是最主要的思想观念。整个国家和民族所孜孜以求的基本战略目标是“四夷宾服”式的“协和万邦”。郑和七下西洋就是这种文化品质的集中表现。作为中华民族国防观念鲜明象征的万里长城,无论赋予它多少含义,它始终是一座毫不含糊的防御性军事建筑,是求和平、求安定的群体心理的物质表征。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开疆拓土的壮举和“一天下”、“平四海”的理想,但在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很难找到征服世界的狂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仁政“陶冶万物,化正天下”的记载则俯拾即是。

　　汉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绘出农耕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完美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五代时期道教学者“大和”社会的理想,“无亲、无疏、无爱、无恶”,达到“天下之至公”。儒、道两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他们的学术宗旨虽相异,但在社会理想上,却殊途同归,“大同”、“大和”,根系相通。这正是农耕文明的主要特征。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和谐发展,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的时代表现。

 

 

 

----------《学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