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传统文化的缺失，很多中国企业急功近利，出现了一系列有违商业道德的事件，违背了中国传统商业文明。因此，重整传统文化建设，重拾中国商业文明的哲学精髓成为当今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模式时，应当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将企业、社会和国家的文化融会贯通，从而创建中国化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传统文化丢失使中国企业蒙羞

　　十年的“文革”，使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和商业发展哲学的根基受到了巨大冲击，丢掉了我们民族最根本的文化发展之“道”。我们把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及儒家思想构建的商业文明都抛弃了，导致我们思维的摆动比较大，这就很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大跃进”发展思维。有些企业想一夜暴富，用很短的时间赚取更多的利润，结果出现了有违商业道德的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和“瘦肉精事件”都是企业急功近利和违背中国传统商业文明造成的。大桥接连坍塌、高铁事故不断……归根到底都是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发展带来的后遗症。

　　为什么这些企业的道德防线如此脆弱？为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么轻易就被“唯利是图”所代替？究其原因，根本上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企业文化出了问题。他们太注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了，而把最重要的民族优秀文化束之高阁，甚至完全摒弃了，他们缺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孔子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中国古人就是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畏惧中自觉地约束着自己的行为。这里的天命就是自然规律，干任何一件事都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违背规律人类就会受惩罚。中国哲学之源《易经》里有一卦叫渐卦，就是告诉我们凡事都要循序渐进，如果跨越了事物的发展阶段，就会出现不好的结局，这其实就是告诫我们不要急功近利，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我们现在的社会弥漫着浮夸、急躁和盲目自信的风气，有些地方大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的思潮在蔓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丢掉了中国商业文明的哲学精髓。一些管理者认为，没有干不成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畏惧之心，拍脑门子决策的现象经常发生，执政为民的理念没有真正成为决策的出发点，很多事情形式大于内容，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

　　“毒胶囊”事件，再一次拷问企业良心，如果是一个有良知的企业，按照药用标准去生产，胶囊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正是因为社会责任和企业良心的缺失，使很多企业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当然，“毒胶囊”等药害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其中既有企业的责任，也有市场机制不健全、相关制度不完备的问题，还有监管乏力的弊端。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解决问题也应当多方治理，但不管怎样，重整传统文化建设，重拾中国商业文明的哲学精髓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一个共生社会，每个人都应坚守道德底线和商业伦理。

　　中国化企业管理：“道”与“器”的结合

　　一个国家走向强盛，一家企业走向卓越，背后都伴随着一种适合本国或本企业生态环境的成功管理模式，比如欧洲的ISO管理体系，美国的六西格玛和日本的丰田TPS模式。那么，中国在走过高速发展的几十年后，当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时，我们显然已不能再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管理模式，而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国化企业管理。

　　中国化企业管理产生的背景

　　2005年，在第二届中国企业管理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嘉璐副委员长在“加快管理中国化的一项战略任务”的重要讲话中谈到了管理中国化的问题。他说，“管理中国化就是把外国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管理实践和中华文化进行融合。中华文化就是指国民的心理、社会的习惯和伦理道德。现在提的企业文化，基本没沾管理的边，这是个严重问题，甚至有的企业完全是美国文化，早晚要失败。国力强大不一定文化先进，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和中国的文化相结合。”许嘉璐委员长还谈到，靠农业文化救不了中国，靠西方的工业文化也救不了中国，因此只能是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西方管理算起，在30年的时间里我国管理经历了三大转变：从当初全面引进西方管理到80年代末的管理实践创新；从80年代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到90年代企业案例的研究；从90年代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到本世纪初企管知识品牌的提升。目前，中国管理已初步完成了管理本土化阶段，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的体系建设。管理中国化的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管理中国化要走过管理经验化、管理本土化、管理现代化三个重要阶段，目前，我国的管理正处在一个管理本土化的新阶段。在这样的一个新阶段，如果只是一味地把西方的科学管理全盘灌输给企业，而忽略了中国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只给企业传授管理之“器”，而忽略了最重要的管理之“道”，最终结果就是使中国企业听起来很迷惑、做起来很痛苦，结果当然很失败！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工业化革命的滞后，在管理科学方面，西方是走在了我们前面，但管理的哲学理念的源头还是来源于我们中国。早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儒家和道家及诸子百家的先哲们，就提出了完整的治国理政的管理哲学理念，19世纪以来西方的管理学者从我们的哲学理念中受到了很多启示。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很多国家也都得到了承认。

　　当下中国企业，制度建设已不是最大问题，但制度建设以后如何用人性的道德力量去执行它、遵守它，是一个挑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模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教怎么做人的管理方法，只有懂得怎么做人，才能主动去遵守管理制度，否则制度永远都是写在纸面上的。只有中国化管理才能真正把“制度流程与中国人文管理相结合”，才能符合中国本土企业的人文环境，才能使中国企业家从简单学习西方的工匠蜕变成熟知管理哲学思想的艺术大师，才能让中国企业建立一个有能力进行持续性无惧革新的组织。中国化管理的理论实践和探索为中国管理理论能够在世界管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应该在这条路上大胆实践下去，并总结出相关的理论体系，这恐怕是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最崇高的使命和责任。

　　中国化企业管理模式诠释

　　中国哲学之源《易经》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管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如果要管理好一个企业必须要有管理之器，还必须要有管理之道。西方的科学流程化管理只是管理中“器”的部分，在管理中不能没有“器”，没有“器”，管理就成了空中楼阁。但光有“器”也不行，必须要有“道”的管理思维和理念，只有懂得管理之“道”，才能用好管理之“器”。那什么是管理之“道”和管理之“器”呢？管理之“道”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理念，管理之“器”就是西方科学的管理流程。

　　如果要管理好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大企业，必须有规范的西方科学管理流程之“器”。因为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现代化的企业科学的分工合作是必须的，只有科学的流程和规范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效率。但是光有这些，管理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烙印很深的中国人，如果完全用西方的管理模式也是绝对不行的。比如富士康的制度化、流程化管理堪称西方科学管理的典范，然而为什么接连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其实西方硬碰硬的管理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本土企业，西方管理模式虽然很科学，但也有它的短板。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儒释道并存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是以血缘和宗族为主的人情社会，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有血缘关系及其他关系为纽带的圈子里，人情关系甚至超越了契约关系，在中国人骨子里办事首先要有情感，然后是其合理性，最后才是归于是否合法，所以中国人讲的是“情理法”并重。而西方社会自从宗教诞生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契约关系，法是一切的基础，一切不能超越于法理之上。所以，在西方企业里，科学的流程和规范的企业制度很容易被员工接受和自觉执行。但是，在“情理法”并重的中国，这些硬性的东西往往不容易被员工接受并认真执行。如果要让中国员工执行纪律，必须要用中国化的理念和企业文化来教化员工，让他们在软的文化中感悟西方硬的制度，从而达到自我感知、自我顿悟、自我管理和自觉主动遵守制度和流程，这样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如果把西方的硬的流程和制度强加给中国员工，结果肯定不仅制度没有落实，人心已散了一大半。所以管理中国企业不能完全地采用西方的管理方式。

　　管理的主体是人，中国的管理哲学体系完整地论述了对于人的身心修炼和规范，它从人性的本源出发，达到内在真正的心性管理。儒家的修己、安人和法家的法、术、势，道家的无为而治和佛家的戒、定、慧等都是管理的大道，古人说：上人用道，中人用术，下人用力，只有中国化的管理才是上升到“道”的层面。

　　爱维龙媒咨询集团自9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高举中国化管理的旗帜，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让我们对中国化管理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和认识。我们认为，不妨把管理之“器”与管理之“道”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叫做中国化管理。中国化管理模式不是要摒弃西方的管理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把中国优秀的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哲学思维模式融入到企业管理中去，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来管理中国人。以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作为管理之“道”，以西方科学的管理流程作为管理之“器”，这种管理的“道”与“器”的结合能使中国企业在扬弃的理念下更好地消化和吸收西方科学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