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除了近百多年来历史上的三次大交锋，大争小论时有发生，而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癌治癌之法孰优孰劣的争论，最容易引发中医与西医两大门派粉丝的“交火”。

    前不久，中国最著名的肝癌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以81岁高龄出版新书《院士抗癌新视点：消灭与改造并举》。这位蜚声国内外的外科医生，当年的英文版专著《亚临床肝癌》——被国际医疗界誉为肝癌领域的里程碑之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与天书无异；如今，汤院士以最通俗的笔法向普通人“科普”他的“斗癌45载随想”，使非专业读者读来既不失学术又倍感易读易懂的亲切。

    特别引人关注的是，这位权威西医在书中深刻反思了西医基于“消灭肿瘤”战略的抗癌术，并倡导从中医中发掘宝藏，鼓励医生和患者走“消灭与改造并举”的中国式抗癌道路。

    权威西医的“新”中医视角，很快引来各方关注。

    权威西医的中医视点

    山西悬空寺、西夏王陵、应县木塔，汤钊猷院士指着自己的另一部新作《汤钊猷摄影随想》中的三幅风景照，对记者说：这三大古代建筑精华常常引发我的怀古之思。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完整系统的建筑学理论的指导，却依然凭借着经验建造出令人惊叹称奇的千年经典之作。“中医学与此类似，从大量实践出发，不断修正，经历了千百年考验，这都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和深刻启示。”汤院士说。

    汤钊猷透露说，作为一名西医，他在40多年的临床诊疗生涯中，其实一直在使用中医，并不断总结着应用中的得失，如使用攻补兼施的“消积软坚方”和六味地黄丸补法等。但由于没有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所以汤教授从未在正规论文或国际会议中提及。

    近20年来，汤钊猷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肝癌的转移和复发，这与令他“成名”的临床研究——早期肝癌也就是俗称“小肝癌”的发现和治疗似乎背道而驰。对此，汤院士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大量临床观察和研究已经证实：癌症被发现时哪怕还只是很小的肿瘤，病人血液里仍然可能存在循环的癌细胞，目前常规的西医疗法要达到100%消灭癌细胞是困难的，只要残留1%，就有可能通过血液循环导致癌细胞转移，致患者于死地。这一结果对提倡癌症“早发现，早治愈”的汤钊猷来说，着实有点沮丧。

    汤院士说，各种癌症尽管各有“个性”，但“共性”却是主要的，如失控的自身复制、抵抗细胞死亡、逃避生长抑制因子以及激活侵袭转移等。毋庸置疑，近百年来基于“消灭肿瘤”战略的抗癌战，取得了肯定的进展，但离“攻克癌症”还有很大的距离。在常见癌症中，据对癌症人群的统计，5年生存率超过50%的癌症种类仍寥寥无几。尽管以消灭肿瘤为目标的新疗法层出不穷，扩大了癌症病人的受益面，但很多疗法的疗效已接近其高限，治疗后转移复发仍然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瓶颈。

    “穷则思变”，汤钊猷75岁时启动了第一个关于中医的“西式”研究课题，他和他的团队从荷人肝癌裸鼠的实验研究中证实，含5味中药的“松友饮”可诱导癌细胞凋亡，延长动物生存期，并发现它的一些分子机制。这一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上。

    “中医西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可以互补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前景非常值得期待。”汤钊猷教授说，在治癌方面，中医有不少思路已经被西医所证实，比如“清热解毒”，现代医学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癌症与炎症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已证明抗炎药（如阿司匹林等）有助治癌。

    汤钊猷总结了中西医在治疗目标、原则、战略、途径及疗效评价等十大方面的区别。他认为，西医较重视微观和局部，中医则较重视宏观和整体；西医较重视看肿瘤，中医则较重视看肿瘤病人；西医治病重在消除病因，中医则重在恢复平衡；西医常堵杀，中医常疏导；西医以消灭肿瘤为主，中医则可能长于改造肿瘤和改造机体；西医常用单一药物，一病一方，中医则常用复方，辨证论证，而且常常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西医关注肿瘤大小，临床常用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等来平衡，而中医则注重症状、生存质量和生存期；西医基本上按急性病来治疗癌症，力求速战速决，中医则基本上按慢性病来治疗，重远期疗效；西医在当前阶段重视由机制到应用，而中医则历来重实践结果，在反复实践基础上，形成独特的中医理论；西医在消灭肿瘤方面力量较强，办法较多，中医则在改造机体、改造残癌方面可能有优势。这些区别使得中西医取长补短联手攻克癌症前景可期。

    其实，充分关注到中医在抗癌中作用的西医，远不止汤院士一人。三氧化二砷是传统中药砒霜中的主要成分。上世纪70年代，哈医大一院中医科和血液科的医生创造性地将三氧化二砷应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型）的患者，之后又拓展到经维甲酸治疗复发的M3型病例上，其完全缓解率突破 90%以上。在此临床报告的基础上，现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及其团队首次从分子生物学及基因水平揭示了三氧化二砷诱导早幼粒白血病细胞凋亡的机理。此后，全世界的学者开始将砒霜引入肝癌、淋巴瘤等多种肿瘤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