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以来，孔子文化及儒家思想在欧洲迅速传播，形成了兴盛百年的“中国文化热”。美国学者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写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事实上，这不但指出了孔子儒学如何转向美国的事实，也证实了即使是“大熔炉”般强势的美国文化，也曾深刻地受到孔子文化的影响。但是，美国中国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从一开始美国中国学研究就注重先秦思想史的哲学思辨研究。美国的孔子儒学研究，人们比较习惯从地域分类，我们比较熟悉的有芝加哥的传统派，波士顿的“对话”派，夏威夷的“诠释”派等。

    芝加哥传统派的代表学者中，比较著名的如顾立雅。顾立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是美国老一辈传统的汉学家、孔子研究专家。他的著述有《孔子与中国之道》《孔子真面目》《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等，他的孔子观对现代的欧美人士影响颇大。顾立雅还把孔子思想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一些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的学说进行比较。这样，更加凸显了孔子文化的价值。波士顿“对话”派中的代表有南乐山、杜维明、本杰明·史华兹等。南乐山注重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杜维明注重儒学与伊斯兰教等东方文明的对话。而史华兹将儒学当成历史看待，对儒学怀有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史华兹是“对话派”中杰出的代表。

    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代大师，史华兹的《古代中国思想的世界》一书备受学界关注。该书论及的范围很广，对上古时期文化取向、早期周代思想、孔子、墨子、道家、孟子、荀子、法家、阴阳家等都进行了分析。他从中西比较的视域，重点对先秦的思想世界进行了重建，其目的在于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具有跨学科属性。也就是说，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先秦思想具有可沟通的价值。他反对文化冲突论，坚信文化交流是可能的。先秦思想，尤其是孔子儒学应该成为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媒介。

    夏威夷的孔子儒学研究学者被称为诠释派，其代表学者有郝大维、安乐哲等人。他们的特点是从语言、概念、观念和本体上沟通中西哲学，在“解构”中国哲学的基础上，达到“重建”和“创新”的可能。其中安乐哲与郝大维的合作令人钦佩。他们将汉学训练与哲学分析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性的成果。其代表著作有《通过孔子而思》。

    美国孔子儒学研究中的独特人物——赫伯特·芬格莱特，是美国著名哲学家。他的《孔子：即凡而圣》被认为影响了近20年来西方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方向。史华兹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用第3章“孔子《论语的通见》”的大部分内容对芬格莱特的观点进行批评与辨析。芬格莱特认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人是一个礼仪性的存在”这一问题上，孔子和西方近代哲学家对人类的看法是一致。另外，“道”与“礼”的内涵很接近，所以孔子在礼所规定的秩序内进行道的选择。从比较文化的视角，孔子的“道”没有西方“选择——责任——罪感”这样的逻辑概念。从西方人的思维出发，他认为孔子的道德论，更关注个人能否遵守“礼”而得到“道”，而不是要对自己意志选择的行为负责。

    其实，从中国学者的视角观察美国孔子儒学研究者，族裔性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以美国华裔学者和美国其他族裔学者为代表。在美国非华裔学者中，除上文提到的学者外，还有费正清的《孔教信念及其实践》、卜德的《中国之传统思想》、赖肖尔《东亚伟大的文明》、狄百瑞的《研究东方古典著作的途径》等都是孔子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我们熟知的美国华裔学者，有陈荣捷、萧公权、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如陈荣捷的《中国哲学史资料》、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刘子健的《中国转向内在》、余英时的《土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杜维明的《仁与修身》《道·学·政》、成中英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等，这些著作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儒家文化。华裔学者的儒学研究，是在中国社会文化体验的基础上，以西方文化的比较视域来审视儒学。

    美国的孔子儒学研究，多数学者采用了西方近现代的价值评判体系进行研究。另外，许多美国非华裔学者研究孔子儒学所依据的英译本材料，如理雅各、韦利、庞德等人的《论语》，带有西方人特有的视角。即使是中国人的翻译有关传统文化的资料，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带有新考据学的痕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学者们的视野。而部分华裔学者的孔子儒学研究，也受到20世纪初中国人对孔子儒学所特有的批判视角，如认为孔子之“礼”等同于封建礼教。这些都影响到人们对孔子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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